文/燕然

莊子生活在戰國中后期，正處于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諸侯之間兼并戰爭不斷，各國為圖生存紛紛進行變法革新，士以其才智成為各國君主爭搶的對象，面對這種情況，士或仕或隱，楊雄在其著作《解嘲》中將這種情況精要概括為：“往者周罔解，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并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壞以遁。”莊周無疑是屬于“鑿壞以遁”者的行列。

一、鄙棄功名富貴，只為逍遙游天地？

莊子本人學識淵博，司馬遷在《史記》中言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莊子本人并不熱衷于以智出仕，即便是一國之相這樣的尊位，在莊子看來也不過只是自身自由的羈絆而已。莊子辭楚王聘的故事在《史記》、《莊子》都有記載，雖然故事略有差別，但莊子的態度是一致的。《史記》中記載，面對楚王的使者，莊子灑脫的拒絕道：“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在《莊子秋水》中也有一個相似的故事：莊子釣于濮水，楚王遣使往聘，莊子悠然自得地釣魚，望也不望楚使，答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莊子的選擇不言而喻。

莊子本人學識淵博（資料圖：圖源網絡）

于莊子而言，世人汲汲以求名利富貴，好比鴟得腐鼠而自貴。莊子自比為鹓鶵，鹓鶵“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鴟得腐鼠，見鹓鶵路過，卻生恐腐鼠被鹓鶵奪去，遂大聲恐嚇，豈不可笑！莊子鄙棄功名富貴，居于窮街陋巷，以打草鞋為生，卻不自以為苦，閑暇時“釣于濮水”，與弟子游于山林。當死亡來臨，莊子拒絕了弟子厚葬的主張，心中灑灑，對弟子說：“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世間還有比這更完備、華麗的葬禮嗎？弟子們說若不厚葬，擔心老師的身體淪為鳥獸的食物，莊子說：“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正是抱著這樣齊物我，等生死的態度，莊子雖身處俗世，生活清苦，卻能保持心靈的純潔與自由，不隱于山林卻能得享山林之樂。

以品性高潔、不事王侯為標準，莊子雖未退處山林，卻是一位真正的隱士，然而莊子的隱又和普通隱士退處山林的身隱不同，莊子提倡的是心隱。《莊子？繕性》曰：“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莊子認為，隱者并非要隱藏自己，與世隔絕，而是善于順勢而行，全身養性，隱只是時機未到時的全身之術而已，告誡世人在不當時之時要“深根寧極而待”。莊子以自身實踐了心隱主張，而莊子心隱思想的理論支撐就是他的逍遙游思想。（騰訊道學獨家稿件）

隱者并非要隱藏自己，與世隔絕，而是善于順勢而行，全身養性（資料圖：圖源網絡 ）

二、精神世界的絕對自由

“游”是《莊子》思想的核心，此“游”非指身游，而是指精神世界的絕對自由。欲得此絕對自由，莊子提出了“逍遙”與“齊物”的方法，即外要無所依傍，入于“無待”之境；內要消除一切物我差別，解除世間一切對生命的羈絆，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忘我境界，只有達此境界的人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于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那么何為“無待”呢？莊子在《逍遙游》開篇以大鵬為例，“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著九萬里。”然翱翔于九萬里高空的鵬并不能算是無待，因為它還要依靠大風才能飛行，真正的“無待”應是不依賴任何事物，如姑射之山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

沿此進路出發，莊子的隱逸思想自然就走向了心隱

當然，人是不可能成為神的，莊子此處所指并非肉體之游，而是指精神自然無為，與道為一，“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沿此進路出發，莊子的隱逸思想自然就走向了心隱。那么何為“齊物”呢？“齊物”指消除一切矛盾和對立，進入一種無差別的境界。莊子有感于現實中矛盾的激烈復雜，使人身心疲憊，痛苦不堪，渴望消解矛盾，進入無矛盾的世界。莊子的“齊物論”雖然有它消極不合理的一面，但對于精神痛苦的人來說，不啻于一劑良藥。當世人將生死、得失、貧富無差別看待，自然就不會有憂懼之情，爭奪之意，因為“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栗，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只有拋棄功名富貴，才能將將精神從名利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達到“逍遙”的境界。可見莊子之“齊物”也是對精神而言。

三、隱逸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莊子以“齊物”的方法使精神擺脫現實的羈絆，以“逍遙”描述精神達到絕對自由時的狀態，“齊物”、“逍遙”實際上就是道家所言的自然、無為、不爭，只是相較于前人以退處山林表示自己的不爭之意，莊子另辟蹊徑，提倡精神上的隱逸，將“隱”看做人處困境時的一種心靈調劑，一種處世方式，將隱的方式從身隱轉向心隱，這不僅彌補了身隱對心靈關注的缺失，更擴大了隱的范圍，使更多的人可以通過隱來尋求心靈的安寧。心隱較之于身隱，范圍更加廣闊，隱逸的內涵也更加深刻與真實。莊子所開出的這一隱逸思想，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進則為儒，退則為道，進退自如，身心兼顧（資料圖：圖源網絡）

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充滿著積極的入世情懷。自孔子起，儒家即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勉，立德立功立言成為大多數接受儒家思想的士人的內心渴望。然而現實之中的諸多磨難使得理想的實現困難重重，盡管孔子也明確表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這對于以修齊治平為終極追求的儒士來說不過是失意之時的感慨，并不能完全安慰他們那顆積極求進的心。況且人作為群居動物，是無法完全脫離社會的，正如孔子所言：“鳥獸不可與同群”。儒家未能很好的處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未能為士人內心的安頓找出一條退路，且身隱的主張也不能為所有人接受，道家思想尤其是莊子思想的出現正好彌補了這一空缺。

道家思想強調“無為”、“自然”、“逍遙”，旨在提高人生境界，其出發點和歸宿都在于追求精神的絕對自由。如果說孔子強調入世，講求集體主義，那么道家思想則強調安頓心靈，重視精神自由，這就調節了士人身上終極社會關懷和社會角色之間的沖突，進則為儒，退則為道，進退自如，身心兼顧。（騰訊道學獨家稿件，編輯：孟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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