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北宋文壇領袖的蘇軾(1037～1101年)，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開派的人物，在燦若繁星的古代偉人群中，他一直閃耀著璀璨奪目的光華。除儒、佛兩家外，道教思想對蘇軾的創(chuàng)作也起了顯著的作用，這是他不同于北宋其他詩文革新派作家的重要地方。

　　宋仁宗趙禎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1037年1月)，這位卓越超群，博學多才的大文豪誕生于眉州(今四川眉山)紗榖行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故址后辟為“三蘇祠堂”，今尚存)。“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蘇軾《答任師中、家漢公》詩)其遠祖蘇味道(648～705)曾任初唐時期武則天的宰相，與杜甫祖父杜審言(約645～708)、李嶠(644～713)、崔融(653～706)并稱為武后時期的“文章四友”。

　　慶歷五年(1045)，八歲的蘇軾進入眉州天慶觀北極院，隨道士張易簡讀書，直至慶歷八年(1048)。他后來在《與劉宜翁書》中回憶道：“某齠齔(音 tinochen，幼年)好道”，傾心《莊子》。不過，此時的蘇軾正值年少氣盛之時，向往于建功立業(yè)。他所崇拜的，乃是范仲淹(989～1052),韓琦(1008～075)、歐陽修(1007～1072)、梅堯臣(1002～1060)一類政界文壇上的宿儒名流。青年時期的蘇軾，其文大都以儒學為宗，以實用為務，而折中于賈誼(前200～前168)、陸贄(754～805)的政論，因而涉及老莊。

　　隨著蘇軾眼界的擴大，閱歷的加深，宦海浮沉的遭遇，人情冷暖的體察，他對學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元佑元年，四十九歲的蘇軾在《送沈逵赴廣南》一詩中說：“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涯真可喜。”即是這種心情的流露。

　　東坡一生，始終未脫離仕途，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行為準則一直影響著他。但愈到晚年，老莊思想對他的浸潤愈加深厚，由青年時期的力辟佛老最終發(fā)展到晚年的融合佛老，強調老莊與儒學的一致，力圖把道學同儒學結合起來，認為道家的教義合于儒術。在《上清儲祥宮碑記》一文中，他說：“道家者流本出于黃帝老子，其道以清凈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仁者靜壽之說。”在《莊子祠堂記》一文中，他駁斥了“莊周詆訾孔子”的說法，提出了“陽擠而陰助”的新穎見解：“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方蓋無幾。至于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駢、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基于這種認識，蘇軾指出儒釋道各家的關系實際上是“相反而相為用”，不謀而合，殊途同歸。在為其弟蘇轍(1039～1112)所著《老子解》作跋時，他非常肯定該書對三教合一的貢獻，指出：“使?jié)h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仇池筆記•卷上》)

　　蘇軾經過獨立思考，有選擇地將老莊與儒學相近的內容融合起來，以達到致用應物的目的。在他看來，學儒老“本期于靜而達”，而非“為出生死，超三乘”(見《答畢仲舉書》)。他十分贊同“孔老為一”，認為只有兼通儒老，才能做到“遇物而應，施則無窮”(《與滕達道書》)，在儒學體系的基礎上融會諸家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面貌和文學風格。

　　道教對蘇軾的影響是積極的。誠然，老莊的人生虛無思想和無是非觀等等，在東坡的作品中時有流露，如《次丹元姚先生韻》云：“浮生知幾何?僅熟一釜羹。”《用前韻再和孫志舉》云：“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但這類作品在蘇軾集中并不占主導地位。事實上，對東坡創(chuàng)作不斷產生影響的，乃是道家的清靜無為，不為而為的思想，看穿憂患因緣自適的思想，返樸歸真傲視榮華富貴的思想，以及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蘇軾善于把老莊的這些教義同儒家的理論完善地結合起來，作為行動的準則，以應付宦海浮沉多變的政治環(huán)境。

　　東坡曾說：“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他不贊成走向懶和放，而是以入世精神來對待空靜。蘇軾理解的“靜”與動不可分割，與“懶”毫不相干。體現在政治上，他主張“治道貴清凈而民自定”(《蓋公堂記》)，贊頌“文景之治……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上清儲祥宮碑記》)，希望朝廷“以簡易為法，以清凈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蘇東坡奏議集•卷一》)蘇軾是有改革政治的理想的，他不反對針貶時弊的改革，但他主張的是儒家的寬簡之政與道家的不為而為思想的混合物。這對王安石激進派操之過急，繁法擾民的弊端，是有糾偏之效的。

　　“期于達”也是蘇軾潛心老莊所祈望的一種境界。所謂“達”，指識見通達而不滯阻，心胸豁達能因緣自適，乃至履危歷險而泰然自若。東坡詩文中所體現的這種襟懷和修養(yǎng)是很突出的。蘇軾在作品中常常因物興感，即景生悲，又隨手掃滅情累，歸于達觀：自設矛盾，又自我解脫，不使自己走向頹廢和玩世不恭。元豐元年(1078)四十一歲的蘇軾在今江蘇銅山所作的《百步洪二首》中寫道：“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險中得樂雖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里，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視如吾何!”

　　由陶醉于林泉之勝，進而感嘆人世滄桑。正慨嘆陳跡尚存而人事已非，忽轉入開解和自信。“但應此心無所住”之“住”，也就是板滯僵化和系縛之意。蘇軾看到了歷史紛爭，人間劫奪，瞬息萬變，一切猶如過眼煙云，因此他表示要斷除迷念，忘卻世間的善惡好丑，從政治漩渦的言語觸刺欺爭中解脫出來。他認為不論世事如何變化，只要自己無所系縛，就可以達到圓通透脫，安時處順的境界。

　　又如千古傳誦的《前赤壁賦》，先即景生悲，再回悲為喜，自陳塊壘，又自行消溶，同樣體現了作者識見的通達。東坡嘗自謂：“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元豐五年(1082)謫居黃州(今湖北黃岡)的蘇軾作了一首《定風波》詞，典型地體現了這種心境：

　　三月七日在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首詞含意深邃，耐人尋味。在突然而來的風雨襲擊下，同行的人皆進退兩難，唯獨作者卻逍遙自在，安之若素，甚至說披著蓑衣在風雨中過一輩子，也處之泰然。蘇軾在旅途上如此，在坎坷不平的仕途上也是如此。這種曠達的人生觀，使他傲視一切艱難困苦，而達到談笑生死，履險如夷的境界。所謂“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過大庾嶺》)所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與李公鐸書》)正是這種節(jié)操和氣概的寫照。

　　老莊返樸歸真的思想，給予東坡以深刻的影響。蘇軾寫過《醉鄉(xiāng)記》、《睡鄉(xiāng)記》，對“昏然不生七性，茫然不交萬事”的生活深為向往。但在東坡作品中反映更為突出的則是安貧樂賤，恬淡自適的觀念，用以對抗惡濁的現實。蘇軾在黃州時，“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王慶源書》)在儋州(今海南省儋縣)時，“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蘇轍《追和淵明詩引》)正是這種志趣的體現。蘇軾踏上仕途不久，就厭倦官場的欺詐多變而喜愛清新樸實的田園生活。在《新城道中》一詩里，他透露了這種心情：“人間歧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又如在《滿江紅•天豈無情》一詩中，他更傾吐出急流勇退的呼聲：“君遇時來紆組綬，我應老去尋泉石。”再如《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亦是如此：歲云暮，須早計，要褐裘。故鄉(xiāng)千里，佳處輒遲留。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

　　到了晚年，他的安貧樂賤、恬然自足的思想愈益增進，在《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一詩中，他寫道：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磽磽峙頭玉。但令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能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早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

　　作者認為子孫后代能夠身強力壯，躬耕田畝，習慣于簡陋的鄉(xiāng)居生活，那將是樂趣無窮的。蘇軾晚年喜和陶淵明(365～427)詩，更集中地反映了他崇尚真樸，不慕榮利的情懷，體現了他對“高風絕塵”的魏晉詩風的由衷向往。

　　老莊哲學的辨證思想十分豐富，這自然也為蘇軾所汲取和利用。老子看到了宇宙的運動變化規(guī)律，認為天下萬物無不包含矛盾對立，提出了“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的著名論斷。莊子也慣于談論是非、美丑、善惡、大小之辨。東坡諳熟老莊，曾撰《中庸論》，融合了儒、道兩家的樸素辯證法因素，豐富了自己的思維邏輯，提高了文章的論辯力。他經常運用“相反相成”即事物對立面相互依存和作用的觀點來說明問題，如向朝廷議政，他主張“寬猛相資”、“可否相濟”(《辯試館職策問札子》)：對備戰(zhàn)防邊，他強調知安慮危，“能逸而能勞”(《策別》)：論讀書治學，他倡導“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fā)”(《稼說》)：講到名實，他提出要“實浮于名”，而不要“名浮于實”(《韓魏公醉白堂記》)。他看到寬猛、可否、剛柔、勞逸、博約、厚薄、名實等概念的對立和依存，提出了正確處理對立面雙方關系的中肯主張。他還提出過“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的見解(《思堂記》)，闡述過“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的觀點(《王者不治夷狄論》)，認為對立的雙方可以互相轉化。

　　蘇軾對于老莊思想，取其空靜，而避免了懶：學其通達，而不囿于游戲人生：傾慕其真樸，而沒有走向脫俗復古。從主導方面看，老莊思想對東坡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起了積極影響的。

　　莊子的著述文采斐然，藝術價值很高，深得蘇軾的喜愛，他曾自謂反復閱讀《莊子》，“得其寓言之意”。可以說，蘇軾文學的技巧和風格是深受《莊子》影響的，富于理趣即是重要的一點。文學作品重在言情，但也不排斥明理，關鍵是理與情必須結合，并借形象來體現。老莊文字以談玄說理為指歸，又都善于借曲譬、隱喻、寓言來發(fā)人妙悟，其突出特點就是借物明理。劉大魁《論文偶記》談到《莊子》時也說：“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即物以明理，《莊子》之文也。”東坡創(chuàng)作也多即物明理，如《前赤壁賦》借水的流逝和月的盈虛，來說明宇宙萬物有變有不變的道理：又如《超然臺記》緊扣樓臺的興建來闡發(fā)游于物外則無往而不樂的道家哲學，都是著名的例子。蘇氏的理趣詩多而且好，如《題西林壁》、《東坡》、《慈湖夾阻風》等，或借自然小景，或通過日常生活細節(jié)，寄寓深邃的哲理，言短趣長，引人入勝。

　　東坡運思謀篇，善于化實為虛，以變濟窮，波瀾更迭，出人意表，奇幻精警處與老莊文字十分相似。李涂《文章精義》云：“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之虛……子瞻文學《莊子》，入虛處似。”如《石蒼舒醉墨堂》一詩，是蘇氏為書法家石蒼舒記醉墨堂而作。按一般寫法，應從苦練書法的重要意義作筆，但作者卻出人意料之外，偏從反面發(fā)了一通識字粗記姓名即可，書法不值得深學的議論，接著筆鋒陡轉，說堂主嗜好書法成癖，深得此中樂趣，然后描述石氏的高超造詣：“君于此藝亦云至，堆壁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這正好襯托了石氏的過人之處。全文由泛論發(fā)端，凌空而起，由虛入實，從反面轉到正題。恰如清中葉著名文藝評論家劉熙載(1813～1881)所說：“滔滔汩汩說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于此，東坡古詩慣用其法。”(見《藝概》)其實，不獨蘇詩，蘇文也長于此。《凌虛臺記》先寫筑臺，次寫臺名“凌虛”的由來，再寫臺主陳公弼請他作記，由此一一道來，文章似乎已經山窮水盡：但蘇軾卻無中生有，從討論作記，突兀提出“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這一發(fā)人深省的問題。然后說凌虛臺此時建成，今后必將毀廢，登臺所見的秦、漢、隋、唐宮殿，無不經歷了興廢成毀的歷史，可見臺殿及人事均“不足恃以長久”，而足以恃者不在于此。全文上半是實，下半是虛，由實入虛，化有為無，文章愈出而愈不窮，筆墨淋漓而酣暢。

　　道教的浸潤，使蘇軾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北宋自王禹(954～1001)起，為文崇尚平易，反對苦澀。其后的歐陽修(1007～1072)、梅堯臣(1002～1060)、蘇舜欽(1008～1048)等人繼起，或長于疏暢，或長于閑談，或長于豪縱，都是走平易的路子，而又有自己的獨創(chuàng)。東坡是歐、梅、蘇的直接繼承者，其文筆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實乃“平易”之一境。但他的自然又與活潑、恣肆、警策相融合，而形成了縱橫博辯，一往無礙，隨物賦形，機趣橫生的文風，這顯然是得力于老莊的。

　　由于蘇軾諳熟老莊，他揮毫染翰，常能于經史詩賦之外，旁搜博采，熔化老莊而不著痕跡，隨手拈來，驅遣自如，真所謂“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說詩語•卷下》)它擴大豐富了東坡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語言技巧。

　　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相當多的作家與老莊結下了不解之緣，但他們對老莊的態(tài)度和所承受的影響，卻是不盡相同的。蘇軾濡染老莊，重在研究其哲理。他善于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有選擇地融合老莊，借以圓通地應物處世，取得隨遇而安，無往不適的效果。他以文學家的姿態(tài)出入老莊，將道家的空靈透脫注入詩文，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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