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社會里，儒家思想長期占統(tǒng)治地位。與儒家思想不同，道家的思想雖然不占統(tǒng)治地位，但它主張以“道”為體，“道法自然”，倡導“清靜無為”的思想，卻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儒道互補”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事實”和人們的共識。如果說儒家以其剛健有為、積極入世這一側(cè)面影響和塑造中華民族性格的話，那么道家則可以說是從超越現(xiàn)實人生，追求個體人格自由這一側(cè)面影響和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而顯赫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 　　超越現(xiàn)實人生，追求人格自由在莊子思想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1任何理想人格的構(gòu)想，都離不開社會、時代的土壤，都要以一定的現(xiàn)實為基礎(chǔ)。莊子所構(gòu)想、追求的理想人格，是莊子對其所生活現(xiàn)實的回應、超越。莊子生活于戰(zhàn)國，這是一個社會轉(zhuǎn)型、急劇動蕩的時代。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由分裂走向統(tǒng)一的轉(zhuǎn)型時期，伴隨著劇烈的陣痛。其表現(xiàn)為戰(zhàn)亂頻仍，群雄割據(jù)，社會動蕩不安。根據(jù)史載統(tǒng)計，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國諸侯的戰(zhàn)爭達480多次，弒君36起，滅國52個。面對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靈涂炭，敏感的知識分子能無動于衷嗎？于是，諸子蜂起，百家爭鳴。 　　生活于春秋后期，面對“禮崩樂壞”、天下動蕩形勢的孔子，提出“仁”的觀念作為濟世良方，開創(chuàng)了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主義之先河。與儒家仁政德治的道德理想主義不同，老子反對儒家所倡導的仁政德治，主張無為而治，認為社會動蕩不已的原因是人們的“知”（智巧）和“欲”（欲望），而儒家倡導的以仁義治亂世，不但于治世無補，反而會滋長人們的貪欲、偽詐，加劇社會的動亂。最好的辦法應是自然無為，即取消人們的智巧和欲望，使人回到原始古樸、無知無欲的自然狀態(tài)。老子開創(chuàng)了道家批判現(xiàn)實社會、主張清靜無為思想的先河。莊子繼承了老子以道為本，自然無為，以及對現(xiàn)實社會的批判和對現(xiàn)實人生的否定的思想。在莊子看來，“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莊子·人間世》。下引《莊子》，僅注篇名。）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那么造成社會動蕩，人民生靈涂炭的根源是什么呢？莊子認為，動蕩的原因在于人有智有欲。拿統(tǒng)治者來說，本來在上古時代，黎民百姓有他們固有的本能和天性，他們織布而后穿衣，耕種而后吃飯；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渾然一體，沒有一點偏私，任其自然。那時，山野里沒有路和隧道，水面上沒有船只和橋梁，各種物類同生共存，禽獸成群結(jié)隊，草木隨意生長。禽獸可以用繩子牽引著游玩，鳥鵲的巢窠可以自由攀登上去探望。人人都蠢笨而無智慧，愚昧而無私欲。哪里還知道什么君子、小人？等到世上出現(xiàn)了圣人，他們卻竭心盡力地去追求所謂仁義、禮法，從而導致天下開始出現(xiàn)迷惑與猜疑，天下開始分離。所以，“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馬蹄》）“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過也！”（《馬蹄》）既然社會動蕩、災禍皆起因于有智有欲，那么消除動蕩、災禍的辦法就是絕圣棄智，無知無欲。“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月去篋》）。于是莊子要人們回到那無智無欲的原始的遠古社會里去：“當是時也，民結(jié)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月去篋》）“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盜跖》）向往古樸、自然的社會，追求渾然、自由的人生，成為莊子構(gòu)想理想人格的基礎(chǔ)。 　　莊子構(gòu)想理想人格，還有其本體論的哲學基礎(chǔ)，這就是“道”的哲學。這里我們只是從作為理想人格的哲學基礎(chǔ)這一角度來略加考察。處于莊子哲學核心的“道”是什么樣的存在呢？在《大宗師》中，莊子是這樣向人們描繪“道”：“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在《知北游》中，“道”是這樣的：“……‘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在螻蟻。”“在禾弟稗。”“在屎溺。”“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無問，問無應。”莊子所謂“道”，是先于天地萬物而生，是宇宙的派生者，它早于一切，高于一切，它可以感知，卻不能認識，可以領(lǐng)悟，卻不可以面見。道神通廣大，能超越一切，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不能離開它：“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知北游》）但是“道”這種無知無欲、自自然然，無所作為又無所不為的品質(zhì)，卻是一切事物，當然也是人所應該學習和崇拜的：“吾師乎！吾師乎！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游已。”（《大宗師》）道的這種自然無為的品格，當然也就成了莊子構(gòu)想理想人格的本體論哲學依據(jù)。2莊子對其所構(gòu)想、追求的理想人格有多種稱呼：“真人”、“至人”、“神人”、“圣人”。我們可以把它統(tǒng)稱為“真人”。“真人”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品格呢？莊子在《逍遙游》中，對它有一個總括，可以說是概括了作為理想人格“真人”的基本品格：“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所謂“圣人無名”，就是說，作為理想人格的“圣人”，應該是淡泊名利，不為名利所左右。儒家認為社會動蕩的原因在于禮樂不興，主張以仁義治天下。 　　莊子認為，追求名義、仁義、道德，這不但不能使社會達到太平，反而是社會動蕩不安的原因。莊子假孔子之口說：“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也。”（《人間世》）名譽、仁義不僅是禍亂的根源，而且還會造成人的自然本性的喪失。“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天運》）“屈折禮樂，口句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駢拇》）在莊子看來，自從虞舜以仁義為號召而攪亂天下，天下的人就沒有為仁義相奔走的，而這就是用仁義改變了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失卻了人原本有的真性。故“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圣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shù)子者，事業(yè)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駢拇》）因此，作為理想人格的真人，就不能為仁義、名聲所役，否則就會失卻人的自然本性。“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游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莊子本人可以說是淡泊功名利祿的典范。在常人眼中，那高居于百官之上的相位可以說是心向往之，夢寐以求不可得的，但在莊子眼里，相位不過如“腐鼠”一樣，不屑一顧。 　　《秋水》記載：莊子到梁國去拜訪他的朋友惠施，惠施正在梁國為相，以為莊子想取而代之，派人搜莊子三天三夜。莊子跑去對惠施說，你那個梁相，對我不過是只臭老鼠罷了！“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逍遙游》）所謂“神人無功”，就是說，作為理想人格的“神人”，應該是順應自然。儒家主張內(nèi)圣外王，不僅要有一顆仁者之心，還要有所作為，要“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從而建功立業(yè)。莊子反對儒家積極有為的思想，主張理想人格要順應自然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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